看大师如何边游边学

2018-07-09

假期将至,相信很多学生已经准备收拾行囊游学海外了。你知道吗?百年前,很多文人大师也曾游历各国,开始学习和生活。他们有什么所见所闻、又有何收获体会呢?本期,我们随大师来一段海外游学之旅吧。


游学二十年不求文凭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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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寅恪(1890—1969),字鹤寿,江西修水人。中国现代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、语言学家、诗人,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大、广西大学、燕京大学、中山大学等。与吕思勉、陈垣、钱穆并称为“前辈史学四大家”,著有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、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、《金明馆丛稿》《柳如是别传》等。


陈寅恪出身名门世家,家学渊源深厚。1902年,13岁的他以自费生身份奔赴日本留学。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,他先后在德国、美国、法国、瑞士等国家的著名学府游学、留学。他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,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。在德国时,他还曾进入过柏林大学研究梵文。

但游学二十年,陈寅恪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去学习,视文凭、学位证明为废纸,甚至主动放弃博士学位。也正是对学习的坚持、对知识的渴求,让陈寅恪在海外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,却始终没有放弃过学习。

在陈寅恪第二次到德国学习时,他申请到了当时江西省教育司的公费资助。但正值时局动荡,资助时有时无,难以保障。而家庭经济状况也较为困难,于是陈寅恪在生活上节衣缩食,清苦度日。据他的三女儿陈美延回忆,有一段时间父亲完全断绝了经济来源,但仍坚持学习,“他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,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,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。”在这段留德的求学生涯里,陈寅恪留下的读书笔记多达64本,其中涉及20多种文字。然而,在他刻苦和用功的付出之后,他却未获得任何学位。曾经有人问过陈寅恪,辛苦求学不就是为了获得学位、风光回国吗?为什么求学二十年却没有在国外取得学位。陈寅恪回答:“考博士并不难,但两三年内被一具专题束缚住,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。只要能学到知识,有无学位并不重要。”

1925年,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时,梁启超十分赏识陈寅恪,决定推荐他到国学研究院任职。起初,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曹云祥因为陈寅恪没有学历,不打算聘请陈寅恪来任教,但听了梁启超讲了巴黎大学、柏林大学知名教授对陈寅恪的评价后,曹云祥才自省自己的推断太过武断,立即聘请陈寅恪为教授。


“见世面”后坚定人生选择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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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徽因(1904—1955),生于浙江杭州。中国著名建筑师、诗人、作家,中国古代建筑研究领域的开拓者。曾先后留学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、耶鲁大学。回国后担任东北大学、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。著有《你是人间四月天》、《莲灯》、《九十九度中》等。


1920年,林徽因只有16岁,父亲带着她去欧洲“见世面”。在游历欧洲各国之后,他们父女来到了伦敦,租了一间房子落脚生活。林徽因曾说,在跟随父亲周游欧洲时,旅行中的所见所闻,那些中世纪的古老建筑和文化深深地吸引了她,“我第一次萌发了学习建筑学的梦想,西方古典的辉煌壮丽激励着我。”而来到伦敦生活后,当时的房东恰好是一位女建筑师,林徽因在日常与她的交流当中深受其影响,对建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立志以后要攻读建筑学。

在坚定人生职业选择后,林徽因与父亲回国。而少有人知道,林徽因与她的丈夫梁思成,也是因建筑而走近的。据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回忆说:“当我父亲第一次去拜访我母亲时,她刚从英国回来。在交谈中,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。我父亲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。我母亲告诉他,那是融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,因为父亲喜爱绘画,所以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。”

1924年,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到美国求学,他们双双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。但由于当时这所学校的建筑系并不招收女生,林徽因退而求其次,选择了美术系,但梁思成却顺利进入建筑系读书。但在游学中,西方古建筑中的艺术文化令林徽因印象深刻,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就读时,她利用空闲时间,选修了建筑系的主要课程,为自己的建筑梦而努力。

林徽因天资聪颖,再加上早年的出国游学经历,使她不仅具备开阔的视野、更是顺利克服语言和文化的障碍,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。在留学期间,梁思成给予了她不少专业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照顾,他们一起在学校的图书馆学习、画图、研究专业问题,梁思成的博学和对学术的执着精神也影响了林徽因,两人从志同道合的朋友发展为恋人,并最终修成正果。


边游边学收获别样感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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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绛(1911—2016),本名杨季康,江苏无锡人,中国女作家、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,通晓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,曾翻译《唐·吉诃德》。1935年随钱钟书同赴英国、法国留学。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、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,著有《洗澡》、《我们仨》、《走到人生边上》、《杨绛文集》等。


钱钟书和杨绛相濡以沫的世纪爱情感动了很多人,他们是那个时代幸福婚姻的楷模。而他们在英国牛津大学的留学生活,平淡真实,既有生活的琐碎,也有相互陪伴的乐趣。

两人初到牛津大学时,钱钟书进入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。杨绛本打算进不住宿的女子学院研修文学,但接洽入学时攻读文学的名额已满,要入学只能改修历史。她不愿意,于是决定不入学院,而在牛津大学旁听几门文学课程,自修西方文学。

由于旁听生没有作业,不作论文,不考试,因此杨绛有更多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。但她却选择和钱钟书一起在图书馆里读书。牛津大学总图书馆名为Bodleian Library,钱钟书将它译为“饱蠹(dù)楼”,楼内藏书五百万册,手稿六万卷。杨绛形容两人在这里埋头用功,有点像“书虫那样‘饱蠹’”。为了相互激励学习,杨绛和钱钟书还开始了“读书比赛”,每个人记录下自己的读书内容和名称,年终结算。1935年终,两个人开始统计读书结果发现,两人所读的书册数大体相当,但实际上钱钟书读的全是大部头的书,杨绛则把小册子也算一本;钱钟书先生读的中文书全不算,杨绛则全算。钱钟书在日记中写道:“季(指杨绛,原名杨季康,钱钟书称之为“季”)承认自己‘无赖’。”

每逢好天气时,杨绛和钱钟书都要外出散步。但他们专挑没去过的地方,无论是闹市郊区,教堂住宅,还是店铺邮局,一所所学院门前他们全走个遍。据杨绛回忆,第一学年结束钱钟书考完试,他们决定出游度假,到伦敦“探险”去,这是他们自到牛津上学后第一次远游。“我们由阔气的东头到贫民麇集的西头,由圣詹姆斯公园到海德公园,动物园到植物园,从特拉法广场到旧书店,还见了一些在伦敦的中国同学。”

虽然都是读书,但相比于钱钟书,杨绛却在边学边游中,有了别样的体会和感悟。晚年,她在回忆起这段美好的日子时说,牛津是她记忆中最美的一座城。


□文/本报记者 苏珊 综合整理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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